第1415章煤炭企业增强供应保障能力 稳固“压舱石”筑牢能源安全屏障

　

第五条规定：省级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可以结合实际工作，根据以下信用修复条件，制定本行业（领域）具体的信用修复认定标准或进行修复：（一）行政处理决定和司法裁判等明确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社会不良影响基本消除。

政治和经济的条件结合起来，劳动者就能分到更大块的蛋糕，民生就能够获得改善——这是现行宪法所隐含的逻辑。（三）目标：政治、经济和民生的统合 回到1982年的历史现场，现行宪法需要调整的公共事务可谓千头万绪，制宪者为何会选择将劳动纪律写入条文，并且将遵纪抬升到与守法同等的高度？通过回顾现行宪法的制定历史可知，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崇高地位，来自其服务于宪法政治、经济和民生目标的重要作用。

企业自主经营权毕竟有《宪法》第16条和第17条、甚至第11条和第18条作为支撑，二审稿于是将共决改为单决，让工会退回咨询对象的角色。至于完善合题的主要机制，在遵守企业规章制度问题上要依靠司法机关对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作双向平衡，在接受国家思想教育问题上要依靠教育机构忠实完成国家托付的劳动教育职责。具体而言，道德的内容较为模糊，而法律必须具备明确性。本文尝试填补上述缺憾，运用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中所形成的各种材料，建构关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历史叙事，揭示该义务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阐发其规范意义。[vi]参见王锴：《部门宪法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劳动者要根据谁的指示，如何行动，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不回答这个问题，劳动者就会无所适从，义务的履行就无从谈起。这些质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偏重应然层面而忽视实然层面，较少触及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是什么的根本追问，也就难以开掘这一义务的宪法意涵，未免有失焦之憾。D是系列法律文件的总和，加拿大宪法属于此类。

因为他根本无法解释一些惯例被违反之后，其实并没有导致普遍违法的局面。他在《英国宪法的生长》中说：我们现在有一整套的政治道德，即指导公职人员行事的一整套准则，这些准则不见于任何一个制定法条文或普通法判例，但它们在实践中受到的尊重程度，几乎一点都不差于《大宪章》或《权利请愿书》中的任何一个原则。因为法律和惯例区分论的肇始者戴雪，从来就没有否认过惯例是外在视角下的宪法渊源。[78]无论如何，这种版本的并入说，实际上是赋予宪法形式以具体内容。

可是，上述区分命题并不持这种观点。白芝浩在《英国宪法》中，有一段描述君主特权的著名段落：女王可以运用特权，搅乱政府的一切内政事务，可以发动糟糕的战争，或者缔结屈辱的条约，从而使国家蒙受耻辱。

对于第一点，一个简要的回应是，它实际上属于服从理由论，与区分命题无关。巴伯教授即以《大臣守则》为例，明确提出，法律和惯例的区分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在《法与宪法》第三版中，他插入了标题为真正的区别的内容，[75]其中承认，法律和惯例的区别，还是具有技术上的重要性：（一）有权威机构（即法院）宣布违法。作者简介：何永红，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总而言之，英国没有大C宪法，但有小c宪法，即作为根本规则的宪法。参见Sir W. Anson, The Law and Custom of the Constitution, Vol I, Clarendon Press,1886。[14]直到今天，这种界定仍然是成立的，参见[英]罗伯特·罗杰斯、罗德里·瓦特斯，《议会如何工作》，谷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8页。[38][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贺卫方校，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1、89页。

（二）外在视角下的宪法渊源 外在宪法渊源观最有力的支持者是詹宁斯，他也是戴雪区分命题的有力批判者。[8] 但因为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文件，所以，在很多时候，英国法中的constitution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其意思非常明确，即惯例得到遵守，最终是法律的强制力使然。由惯例调整的领域，类似于哈特的前法律世界，它主要由设定义务的初级规则构成。

这些论述主要是围绕君主特权和内阁展开的。[47] 最新的反对者，应该是牛津大学的巴伯教授（N. W. Barber）。中文据第五版译出，保留了这部分内容。[67]宪法渊源问题，之所以常常引发争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区分内外在视角。前者指向宪法文本，后者指向宪法秩序。而且，这些观点之间很难沟通和对话。

其他三义，A至C的外延由窄到宽。二者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为法院所实施，由法院实施的规则即为法律，非由法院实施的规则即为惯例。

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已经成为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无需法院再来识别它是不是法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常常会得出迥然不同的观点。

[28]这其实不过是在表达，宪法就是律师和法官的法。晚近的反对者，包括剑桥大学的艾伦（T. R. S. Allan）和艾略特（M. Elliott）。

[70]他的主要理由是，针对政府的公法判决，如果离开政府的主动遵守，法院其实无计可施。宪本身也具有综合性和模糊性。[54]如此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对戴雪的严格区分论作了一个修正，并把戴雪在文本中不作区分的实施和认可，作出了一个明确的区分。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宪法惯例作为外在于宪法文本的素材，可以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中。

拉兹关于法律体系与其他规范之间的差别的看法，也与此相似，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朱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六篇法律的制度特性。《内阁手册》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准确地记录已经存在的政治规则，它并未制定新的规则。

[29]同前注[13]，[英]A·V·戴雪书，第231页。[7]在当代，这两个词的常用表达式则是constitutional laws和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分别与本文标题中的宪法和宪法惯例相对应。

[34]其实，这是一种误解。[40]但实际上，戴雪的准确意思是，惯例不由法院实施或认可为法律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实施和认可是同义的，至少认可是对实施的补充说明，而不是选择关系。

而且，在解读惯例的结论部分，作者还承认法律和惯例的区分是适宜的。即是法律和惯例严格区分论的主张。[13][英]A·V·戴雪：《英国宪法研究导论》，何永红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87-389页。    本文主张，宪法和宪法惯例之间的区分问题，一开始就是从内在视角出发进行讨论的，它对我们认识宪法渊源问题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问题在于议会制定法：某些议会制定法本身不就是宪法吗？它也是实施的吗？ 议会法不仅不是法官的创造，而且鉴于议会主权原则，议会法乃最高之法律形式，它可以修改、推翻或者废除法官创造的普通法。[5]H. Bolingbroke,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88. [6]需说明的是，现代汉语中一般并不使用单音节词宪，而古汉语中的宪字，其意思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英国宪法是自然生成而非人为制造的说法，更多是在判例法的意义上而言的。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罗马法和教会法。

其次，用拉兹的补充性观点（法律具有制度的特性）来说明，《大臣守则》毕竟还不是法律。当宪法明确宣告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如何的时候，也就设定了宪法的法律属性，对宪法渊源的讨论，也就应该从法律的视角进行，也即，以宪法适用者和解释者的角度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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